2009-2-6
如果单从冯梦龙的“三言”是很难看出来王阳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首先我们应该给出王阳明一个身份，这位明代的读书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个人认为，首先不能说他是文人，因为王阳明的著述和文章，很少会透露出明代文人的性格，其次也不能说他是一位官员，就如同我们说起陶行知，一般都说他是教育家，不会说他是官员一样。再比如，我们会说鲁迅是“文思革”，却不能说他是医生一样。在我眼里，王阳明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
与同时代的读书人不同的是，王阳明不做文人，遵从儒家思想也不是为了做官。当然，仕途之路是每个古代读书人都要经历的，但不重要。王阳明想做的是圣人，所谓圣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只会高谈阔论者。儒家之法并没有错，孔子也不是一个空谈者，在乱战时期，空谈的人是不会长久生存下去的。陶行知就是深受王阳明的思想，而改的名字，从“行知”这两个字基本上就可以知道王阳明的具体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应该说始于孔子，但是历代的读书人只是把儒学当成礼教的限制，而且不仅限制自己，还要约束整个社会。本意也无错，但是往往造成了，会读书，但是无法身体力行。浅显的讲，就是既没有做事的思想，也没有去做事。到了王阳明，这位也是走传统途径的读书人，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真正正明白儒家学派思想的人。
王阳明的思想，大抵上就是因材施教，物尽其用。与刘禹锡的《陋室铭》不同的是，王阳明的《何陋轩记》并没有自嘲，而且没有文人普遍的酸腐气。这篇基于在孔子最原始思想的文章，应该算最能说明王阳明思想的一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由此可以看出，在王阳明心里，外界的表象并代表不了事物的本质，蛮夷之地的贫瘠，也无法说明这个地方“陋”。王阳明认为，蛮夷之地之所以让中原人觉得“陋”，觉得没有礼数，是因为蛮夷之地的人并没有接受刻画。“未琢之璞，未绳之木”，你并没有灌输蛮人礼数思想，又为什么要说他们“陋”呢？王阳明不仅是这样说，并且这样做，他把一些新的技术和思想引入到蛮人的生产生活中，而这些人也感恩戴德，为王阳明搭起了“何陋轩”，其实这就是礼的行为了。“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在他的眼里，礼不下庶人才是社会应该做到的。蛮人就更是庶人的代表，这也是后来的因材施教的雏形，既然没有办法接受中原的繁文缛节，那么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并且要身体力行。通过《明史》的阅读我们知道王阳明的一生其实没有停止下来专门做学问，而都是在实践中来例证自己的想法，其实这就是圣人的行为，孔子也没有停下来列国的周游，并且是在这其中得出自己的理论思想的。虽然比印度等国哲学思想启蒙晚很多，但是奠定了千百年来中国政治的基础和思想主流的定型，虽然也有弊端，但是仍旧不可磨灭。身体力行，因材施教，这就是行知，可惜，陶行知先生想承接下来王阳明的思想，怎奈到了现在还是一潭死水。特别是教育，让孩子从小背读《三字经》和《论语》，大人尚且不能完整体会其思想含义，让孩子背诵当作考试的项目，未免抹杀了思想的独立性。到最后，无法做到自己理解，自己思考，并一直误解下去，就更不要谈什么行知了。
最切实的体会就是，小时候读孔子的学说都是片面的，有时候不理解，并且产生怀疑。《何陋轩记》最可贵的一点，还是在王阳明作为一个传承儒学的中原人，可以达到换位思考，实属不易，并且，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文人。他认为本质上，夷人是善的，尽管是“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众不节”，但都可以理解，并且对人的本质上没有损害，然而是接受儒家思想并且谨遵礼数的中原人，限制夷人，为他们设置很多的不合理的章程，才是小人的行径。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可以达到这样的想法和境界，是历代都极为少见的。并且，王阳明不是出世一类人，这一篇《何陋轩记》也不是《醉翁亭记》，思想引入行为才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的社会普遍所存在的两种人，就是有思想但是不去行为，有行为但是缺乏思想。两者互补可能不会成为圣人，但是达到的效果必然是深远的。相对来讲，有行为缺乏思想，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当然，道理都懂，但是行为的延展却不是那么容易，在文中，王阳明提到一个词叫“乱白黝丹”，人在不同时期的主观好恶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能够理智并且换位思考问题的确是很难做到的境界。
从此文中学到两个词，获益甚多，记录下来。“宋甫鲁掖”，指人的衣装有儒者的风范，出自《礼记·儒行》，孔子对儒家的要求在衣装上也是有的，宋甫指的就是宋国人喜欢戴的一种礼帽，鲁掖则是鲁国人喜欢穿的宽袖儒服，这两个国家与孔子渊源很深，这也是孔子行为标准之一。在汉代刘向的《说苑·反质》中记，孔子说“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即说，一个人的本质，要么是白要么是黑，要分明。孔子对于礼的要求很高，但这些初始都是对上层建筑的要求。“折旋矩钁”也是这个道理，行礼要有规矩和法度，每一寸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想，这就是上层建筑应该的质素。而对于庶人来说，就是黑当正黑了。即便“不众不节”也是理所应当。
胡适先生那篇与李大钊对攻的《多谈些方法，少谈些主义》，要求人们应该有行为，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主义，其实也是错误的。中国支撑社会稳定，民众思维的必须是一个主义。这个主义在古代，可以是对天子的奴性，可以是道家，也可以是外来的佛教。到了近代，可以是“三民主义”，也可以是“共产主义”。只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当真是只剩方法而少了主义。近代尚且“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斗争（其实两者相同点很多，只是后来实际引用的过程里出现偏颇），如今恐怕平民很难说得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主义”。朋友告诉我政治学上可以查到这个现象叫“卡理斯玛型”。中国的政治家是以中心价值为主的统治者，换言之就是帝王思想。而“卡理斯玛型”分为社会型和个人型。社会型很少会使用自己的权威，谨慎行事，并且善于总结和思考。个人型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另一面。孙中山应该是社会型，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应该是个人型。好的是，我们的社会在向社会型发展，但是主流思想的缺乏还是不可避免的。偶像的价值定位也是模糊的，中国的老百姓其实看不到真正的目标，找不到真正的社会定位。特别是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的组织形态，已经完全丧失。凝聚力和感召力都大不如毛泽东，甚至是邓小平时期。我觉得这可能是民主的征兆，但是直接也影响到了国民的思想性。不言而喻的是，即便坚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期，国民的思想性也已经被辛亥革命彻底颠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统治就是典型的个人型卡理斯玛型统治，民众缺乏主流思想，毛泽东统治的依据并非是真正意义的马列主义，而是转接成为个人威望的崇拜，实际上，是病态的。
重新回顾一下课本中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不是形式，而是中国之民主化制式。最后共产主义的成功，是因为长久以来封建君主制的统治中，人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权。相对于民权，“打土豪分田地”恐怕更能让人接受。
继续“知人论世”的读书。刘鹗的《老残游记》必须要结合刘鹗的个人经历和历史背景去看，如果从文学的价值上讲，刘鹗这本书展示的是新的视角，其写法以及文笔都不足以在文学史上立世，但它看待问题的视角却可以在文学史上永久被提起。刘鹗属于清朝末期的实干型文人，不仅是创作小说，刘鹗也坚信实业救国。他的观点认为，中国之进步必在科技，广泛让西洋人到中国开厂，兴办实业才是救国之道。正是因为如此，刘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汉奸，如同李鸿章一样。李鸿章在历史上的误解恐怕是最深的，阻止甲午海战并不是错，否则李鸿章为什么要支持建造北洋水师？当时李鸿章误以为我们的军事硬件超过日本，可是当他知道北洋水师这个所谓亚洲最大的舰队的技术已经落后日本的时候，他才要求不战，保留自己的实力。结果，甲午海战一役，不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仅有的军事人才也全部损失，这个结果才是真正导致清亡的原因。不是不打仗，而是打不过。
刘鹗最后死在宣统元年，而清朝之宿命他也应该预感到。毕竟，作为新军人物之一，刘鹗还是相信袁世凯可以救国的，但是袁世凯最后的行径，却导致了刘鹗的殒命。《老残游记》本是为了送人为其增添稿费所作，但是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却给了人新的启示。清官若平庸的话，还不及一个有能力的贪官。国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清廉却一无是处的官。张居正和李鸿章都应该是有能力的贪官。《老残游记》的开篇所讲的那个梦，其实也正好反映了刘鹗的立场。刘鹗还是比较倾向西洋科技来救国的，那艘梦中的大船我想应该可以理解成为整个中国，老残和友人上前送去西洋的罗盘，却遭到反驳，甚至是追杀。这也是刘鹗对境遇的一种表述。那个高谈阔论者在刘鹗眼中，是一个为一己私欲而煽动民众情绪的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义和团，但是隐约中感到应该如此。只是，到现在，中国这艘大船也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罗盘。
《老残游记》还有历史价值，尽管是小说，但是其中黑白名伎等都是确实存在的，对于晚清历史的研究有很大意义。总体讲，我觉得刘鹗的思想是他反对革命的，在义和团起事的时候还曾经向八国联军买粮食赈济北京城的人，而另一面刘鹗又不希望国家保守，希望国家富强，所以才提出兴业救国的方法。在某种时代上看，刘鹗这种行为确实不利于清朝的富强。而且，其迁就之情，虽无卖国之心，但也达到了卖国之实。这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在国家危亡时期的尴尬境遇。
刘鹗的实用思想受到了晚清太谷学派的影响，周太谷的思想，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文化和学派的融合，极力想融合中国传统思想学派的长处，并且达到实业的目的。从这一点看，太谷学派的思想倒是有点传承了王阳明的思想。并且，太谷学派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说的学派，的确也对儒家的学说起到了改进和推广的最用，学说放于应用，也是周太谷、李光炘（周太谷之徒，刘鹗之师）等人的切实想法。太谷学派的思想对刘鹗的文学创作和实际为官的行为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只是刘鹗把实学实用放到了西方列强的身上，未免是急病乱投医，其做法虽然达到了太谷学派提倡的变通、以人为本的思想，但结果却并没有达到学派上的理想程度。不过，有趣的是，太谷学派之活动，在嘉庆到1937年抗战这段时间里，嘉庆时期是清朝开始走入颓势，衰败的时期，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中国彻底进入危亡时刻的时期，可以说太谷学派尽管强调融会贯通、实学实用，但是最后仍旧阻止不了国家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