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22
小说家往往会在作品中强加自己的观点。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喜欢借由女性口吻来叙述故事，再体现想法。最早应该是从屈原的《离骚》开始，把自己比作女性在阐述观点。可是问题是，在中国古代那么男女不平的时候，为什么要借由女性的口吻呢？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明清两代的小说家，无论是文言文小说还是白话文小说，无论是笔记还是话本，都有不少以女性为出发视角的作品。《牡丹亭》、《剪灯新话》、《三言》，到了清代以《镜花缘》为最显著的代表。胡适曾经评价《镜花缘》，“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众所周知胡适是破旧立新的典型代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古小说也是鄙夷而不满的。就连他看待《镜花缘》的态度也建立在“五四”思想之上。但是，与其说《镜花缘》在争男女之平等，到不如说李汝珍是想借女人的视角来抒发自己情怀，继续中国古代文人喜欢的托物言志之说。到底是不是想为女子争平等，这恐怕也是难以见到的吧。
《聊斋》中也有很多以女性为视角的篇章。女鬼在《聊斋》中很多时候是高尚并且善良的。很多情况下，她们代表的是蒲松龄最认可的道德观念和世俗定义。我们常常会在小说中看到女性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她们的做法都是正确的，高于男性的欲望的。这也谈不上男女平等的说法，更多的我认为是通过女性来抨击和讽刺当权者，毕竟当权者多数是男性。以女性来讽刺男性，本身是对女性的一种蔑视，基于这样的蔑视才可以更加蔑视作者所看不惯的行为，所要抨击的时事。特别是明清两代，小说高度发达，远超于诗歌，并且小说中诗化行为也越来越淡薄（到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对于哲学的阐述远胜于诗歌，并且文中很多“太谷学派”的观点也是出自女性的口中），使得诗歌原有的批判色彩转嫁到小说中，并且越来越多的喜欢以小说来针砭时事。并且很多情况下，作者在通过女性表达观点的时候，还要刻意的给女性架上道德的枷锁。这莫不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三从四德在古代小说中永远没有被摒弃。
在一篇书评中我写到，当中国的作家还没有等级之分的时候，中国的小说的确在一个高峰上。这篇书评是写《血纸人》的。侦探小说是舶来品，孙了红和程小青等人在译介柯南道尔等人写的侦探小说的同时也不间断自己的创作。孙了红更是《大侦探》的主编。认识程小青的人应该比孙了红多，这得益于他那个《霍桑探案集》系列，但是孙了红的小说价值应该高于程小青。毕竟，孙了红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里，结合的时代的脉搏创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侦探小说。并且，侦探在孙了红的小说中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福尔摩斯”一样具有很强个性的。案件中其他的人物才是孙了红所竭力展现的。以《血纸人》为例，客串侦探的余化影几乎不应该被称为一个侦探，故事的悬念性和布局也远不如现在的小说那么精妙，但是孙了红在《血纸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角度，甚至是写作方法。这种探讨性的写作，应该是在连载过程中才会出现的。
对宿命的继承，是民国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家能够保持作品一直处在巅峰的主要元素。中国的小说离不开宿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究竟后现代和新小说在中国能不能走得通这个还有待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小说传统的宿命如果都从中国的小说中消亡的话，那中国小说才真正进入了低谷。孙了红的《血纸人》说到底是一个因果报应为根基的小说，怪不得孙了红有“反侦探小说”之称，对于人性的刻画才是孙了红竭力寻求的，也是他从中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到的经验。这个经验弥足珍贵。如果孙了红的小说只是想布一个完美的局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因果报应的命题，一直到结尾，报应轮回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孙了红大胆的给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大家自己判断道德观点，自己界定对错。这种不给出明确观念的小说，不仅“反侦探”，还是“反文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