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2日星期一

读书笔记:2009-2-2

2009-2-2
我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入学,接受中国的艺术大学教育。固然这期间牢骚很多,但是临毕业之际对大学也颇有怀念之情。今日开始读阿城另一本随笔集《闲话闲说》,提及李劫夫,让我想起来上学时的一则段子。虽然音乐学院是全国大学里比较稀有的品种,特别是这所号称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学校,但是我对音乐史这门课的却并不感兴趣,一次上课,老师讲的一则故事倒是让我记忆犹新。李劫夫曾经是学校的院长,作为革命歌曲的写作大家,李劫夫确实留下了许多在当时耳熟能详,在现在也广为人知的歌曲。在中国,艺术工作者是可以分为两种的,一种人为的是艺术本身,或者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另一种人则是为了政治需要,换言之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李劫夫恰好属于后者,写了一辈子革命歌曲的他,最后却也是死在革命歌曲之上,不免又让人觉得世事无常、宿命轮回。李劫夫与林彪关系甚好,本以为林彪可以当上主席,忍不住写了一首赞扬林主席的歌曲,结果不料李院长的内人革命热情高涨,将这首歌举报了出去。皇帝还在位,就改去赞扬太子,皇上恐怕是不能乐意的。李劫夫的政治生涯乃至他的艺术生涯也就走到了终点。这则故事我没有考证过,但是音乐史的老师也是本校毕业,如果是口口相传的话,恐怕要比书本来得更有说服力。如今,校区里,一座偶尔情侣们去浓情蜜意的花园还叫做“劫夫园”。

有的时候谣言是从真相的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但是所谓的官方文件,得到出版总署批号的图书,有时候也是谣言的开始。

我们每个人但凡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之后,就会产生信仰危机。我对宗教的怀疑并不偶然,也不是所谓的祷告之后,发现一切都没有实现而觉得失落。让我产生怀疑的不是我的生活反而是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事件。战争的引入,让宗教变得不那么清晰。为了宗教去战争,而此时人们信仰的神明却帮助不了这些无辜的人逃离战火,这才是我危机的根源。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他们的品味和他们的素质与下层的老百姓自然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知识分子的言论其实分文不值,比如他们反对一种信仰,反对一种风俗,可是老百姓却并不买账,为什么?老百姓是需要心灵寄托的,除了谋生,企图达到理想社会的高度,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内心当中的支柱,这些支柱就如同维生素一般没有既得的利益,却也必不可少。诸子百家中,儒家代表的是上层建筑,治国思想。固然是大的,也没什么不对。施行了两千多年,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统治者可以控制平民们的思想。道家却是可以称得上是百姓们最熟悉的学说。这里的熟悉不是通识,在中国,却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说上来道家的一二。这又是为什么?因为道家就是百姓们的精神支柱,并且,道家的学说涉及到了百姓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素女经》尽管是后人杜撰的养生秘笈,可也是基于道家学说之上。道家连人们最大的欲望追求都管了,那还不让百姓信任吗?

凡事都有一个限度,道教到了最大限度就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是什么样的人呢?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发达程度达到世界前列,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史的高峰时期。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想拘泥和同族人交易的生活,才有了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理所应当的,也就通过经济引入了前卫的思想来到中国。这里的前卫是相对而言的,前卫的意义并不代表是对的。佛教的进入给道教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经过竞争和发展,却没想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来到了中国。这才有了洪秀全。

说了这么多,到底是想表达什么观点呢?无非就是想佐证,中国的平民是需要信仰对象的。无非也是为了支撑自己的思想。孙中山带来了一种思想,可是没有利益大。而后,毛泽东代表的思想却可以代表工农阶级,不要忘了,如今的中国还是农业支撑的国家,所以,毛泽东最后成功了,建立了新中国。蒋介石说了那么多的“攘外必先安内”,却忘了信仰这回事。且不说建国之后,我们有过多少年的荒唐信仰。单说现在,陈水扁想去中国化、去蒋化也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经过文革之后,中国很快流行了气功、易经等本来是“四旧”中的东西,也是因为信仰的破灭,急需要找一个替代品。而后,又出来不少人破气功,破假说。我们就是在这种不断创立信仰,又不断毁灭信仰的过程里自娱自乐。现在的人们信仰什么?是摇滚乐?还是非主流?抑或“返璞归真”又回去信仰马克思主义?

“文革”、“孔老二”、“臭老九”,这些词语是我们国家的荒唐发明,因为这些词语和那些荒唐年代的荒唐做法,我们长久以来是世界的特例,不可思议是各国人民甚至是同族的港台同胞对我们的评语。这怪不得别人,把柄和口实确实存在。现在我们不说“地主”,也不说“贫农”,可是说到底“地主”不也是农民的一种吗?不是贬低农民,但是城市人口和农民的确有着许多不同。上层建筑关心精神层面的问题,却很容易忽视下层建筑的实际需要。《闲话闲说》里有这样一则故事,阿城去云南下乡,傣族的山寨里追出来一名女子,他说傣族是温和的民族,缘何如此是因为抓“琵琶鬼”。“琵琶鬼”就是傣族人在瘟疫出现的时候捉去祭天的女子。本身,“琵琶鬼”是一个不科学、荒唐的甚至是违反人伦的风俗,可是出现在文革时期也破有趣。农民们认为,“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点”。看着是可笑的讽刺,在内心中却上演了一出悲剧。

《闲话闲说》我还没有看完,但是其中钟阿城对这个国家的不满,对这个国家和政党某些做法的微词不在少数。虽不可偏听偏信,可是也值得反思。一个国家的整体可能还不如人的身体来得实际,人的身体起码还有自己的净化系统,而这个国家的净化却往往依靠不了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