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老残游记》

虽然是小说，但是刘鹗在书中也阐述了自己很多观点，有哲学上的，也有国家命运上的。其中可以看出很多太谷学派的影响，以及刘鹗对革命的反对。记下来第九回和第十一回当中的一些观念性的篇章。

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又说：'凡道总分两层：一个叫道面子，一个叫道里子。道里子都是同的，道面子就各有分别了，如和尚剃了头，道士挽了个髻，叫人一望而知，那是和尚、那是道士。倘若叫那和尚留了头，也挽个髻子，掖件鹤氅；道士剃了发，着件袈裟：人又要颠倒呼唤起来了，难道眼耳鼻舌不是那个用法吗？'又说：'道面子有分别，道里子实是一样的。'所以这黄龙先生，不拘三教，随便吟咏的。"

其同处在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惟儒教公到极处。你看，孔子一生遇了多少异端，如长沮、桀溺、荷莜丈人等类，均不十分佩服孔子，而孔子反赞扬他们不置：是其公处，是其大处。所以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若佛、道两教，就有了褊心：惟恐后世人不崇奉他的教，所以说出许多天堂地狱的话来吓唬人。这还是劝人行善，不失为公。甚则说崇奉他的教，就一切罪孽消灭；不崇奉他的教，就是魔鬼入宫，死了必下地狱等辞：这就是私了。至于外国一切教门，更要力争教兴兵接战，杀人如麻。试问，与他的初心合不合呢？所以就愈小了。若有的教说，为教战死的血光如玫瑰紫的宝石一样，更骗人到极处！只是儒教可惜失传已久，汉儒拘守章句，反遗大旨；到了唐朝，直没人提及。韩昌黎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说乱道！他还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说：'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如此说去，那桀、纣很会出令的，又很会诛民的，然则桀、纣之为君是，而桀、纣之民全非了，岂不是是非颠倒吗？他却又要辟佛、老，倒又与和尚做朋友。所以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岂不省事。弄的朱夫子也出不了这个范围，只好据韩昌黎的《原道》去改孔子的《论语》，把那'攻乎异端'的'攻'字，百般扭捏，究竟总说不圆，却把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

长沮、桀溺倒是异端，佛老倒不是异端，何故？"女子道："皆是异端。先生要知'异'字当不同讲，'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的意思。若'异端'当邪教讲，岂不'两端'要当桠杈教讲？'执其两端"便是抓住了他个桠杈教呢，成何话说呀？圣人意思，殊途不妨同归，异曲不妨同工。只要他为诱人为善，引人为公起见，都无不可。所以叫做'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若只是为攻讦起见，初起尚只攻佛攻老，后来朱、陆异同，遂操同室之戈，并是祖孔、孟的，何以朱之子孙要攻陆，陆之子孙要攻朱呢？比之谓'失其本心'，反被孔子'斯害也已'四个字定成铁案！"

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睢》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转反侧'，难直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睢》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以上为第九回段落）

上天有好生之德，由冬而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上天好生的力量已用足了。你试想，若夏天之树木，百草，百虫，无不满足的时候，若由着他老人家性子再往下去好生，不要一年，这地球便容不得了，又到那里去找块空地容放这些物事呢？所以就让这霜雪寒凤出世，拼命的一杀，杀得干干净净的，再让上天来好生，这霜雪寒风就算是阿修罗的部下了，又可知这一生一杀都是'势力尊者'的作用。此尚是粗浅的比方，不甚的确；要推其精义，有非一朝一夕所能算得尽的。"

我先讲这个'势力尊者'，即主持太阳宫者是也。环绕太阳之行星皆凭这个太阳为主动力。由此可知，凡属这个太阳部下的势力总是一样，无有分别。又因这感动力所及之处与那本地的应动力相交，生出种种变相，莫可纪述。所以各宗教家的书总不及儒家的《易经》为最精妙。《易经》一书专讲爻象。何以谓之爻象？你且看这'爻'字："乃用手指在桌上画道："一撇一捺，这是一交；又一撇一捺，这又是一交：天上天下一切事理尽于这两交了，初交为正，再交为变，一正一变，互相乘除，就没有纪极了。这个道理甚精微，他们算学家略懂得一点。算学家说同名相乘为'正'。异名相乘为'负'，无论你加减乘除，怎样变法，总出不了这'正''负'两个字的范围。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说'再思可矣'，只有个再

那些南革的首领，初起都是官商人物，并都是聪明出众的人才。因为所秉的是妇女阴水嫉妒性质，只知有已，不知有人，所以在世界上就不甚行得开了。由愤懑生嫉妒，由嫉妒生破坏。这破坏岂是一人做得的事呢！于是同类相呼，'水流湿，火就燥'，渐渐的越聚越多，钩连上些人家的败类子弟，一发做得如火如荼。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衣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可知太痛快了不是好事：吃得痛快，伤食；饮得痛快，病酒。今者，不管天理，不畏国法，不近人情，放肆做去，这种痛快，不有人灾，必有鬼祸，能得长久吗？（以上为第十一回段落）

通读下来，对刘鹗的想法会有大概的了解，而对太谷学派的中心思想也会明白个二三。刘鹗相信命数，对《易经》也深信不疑。但是刘鹗最终却没算出来自己的命运。“北拳南革”，刘鹗觉得义和团还不算可怕，最可怕最无定法的是南方的革命党，说的也应该是后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个改良派和一个信奉帝制的人，有这样的想法也并不稀奇，同时，从《老残游记》中也可以看出刘鹗的作为后来被认为是汉奸实乃冤案，还是那句话，历史洪流中，一个人终归是会被轻易淹没的。都是为了国家好，只是方法上，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读书笔记:2009-2-22

2009-2-22
小说家往往会在作品中强加自己的观点。甚至很多情况下，他们喜欢借由女性口吻来叙述故事，再体现想法。最早应该是从屈原的《离骚》开始，把自己比作女性在阐述观点。可是问题是，在中国古代那么男女不平的时候，为什么要借由女性的口吻呢？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明清两代的小说家，无论是文言文小说还是白话文小说，无论是笔记还是话本，都有不少以女性为出发视角的作品。《牡丹亭》、《剪灯新话》、《三言》，到了清代以《镜花缘》为最显著的代表。胡适曾经评价《镜花缘》，“全篇为女子争平等的待遇，确是一部很难得的书”。众所周知胡适是破旧立新的典型代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古小说也是鄙夷而不满的。就连他看待《镜花缘》的态度也建立在“五四”思想之上。但是，与其说《镜花缘》在争男女之平等，到不如说李汝珍是想借女人的视角来抒发自己情怀，继续中国古代文人喜欢的托物言志之说。到底是不是想为女子争平等，这恐怕也是难以见到的吧。

《聊斋》中也有很多以女性为视角的篇章。女鬼在《聊斋》中很多时候是高尚并且善良的。很多情况下，她们代表的是蒲松龄最认可的道德观念和世俗定义。我们常常会在小说中看到女性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她们的做法都是正确的，高于男性的欲望的。这也谈不上男女平等的说法，更多的我认为是通过女性来抨击和讽刺当权者，毕竟当权者多数是男性。以女性来讽刺男性，本身是对女性的一种蔑视，基于这样的蔑视才可以更加蔑视作者所看不惯的行为，所要抨击的时事。特别是明清两代，小说高度发达，远超于诗歌，并且小说中诗化行为也越来越淡薄（到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对于哲学的阐述远胜于诗歌，并且文中很多“太谷学派”的观点也是出自女性的口中），使得诗歌原有的批判色彩转嫁到小说中，并且越来越多的喜欢以小说来针砭时事。并且很多情况下，作者在通过女性表达观点的时候，还要刻意的给女性架上道德的枷锁。这莫不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表现，三从四德在古代小说中永远没有被摒弃。

在一篇书评中我写到，当中国的作家还没有等级之分的时候，中国的小说的确在一个高峰上。这篇书评是写《血纸人》的。侦探小说是舶来品，孙了红和程小青等人在译介柯南道尔等人写的侦探小说的同时也不间断自己的创作。孙了红更是《大侦探》的主编。认识程小青的人应该比孙了红多，这得益于他那个《霍桑探案集》系列，但是孙了红的小说价值应该高于程小青。毕竟，孙了红在那个战乱纷飞的年代里，结合的时代的脉搏创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侦探小说。并且，侦探在孙了红的小说中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福尔摩斯”一样具有很强个性的。案件中其他的人物才是孙了红所竭力展现的。以《血纸人》为例，客串侦探的余化影几乎不应该被称为一个侦探，故事的悬念性和布局也远不如现在的小说那么精妙，但是孙了红在《血纸人》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写作角度，甚至是写作方法。这种探讨性的写作，应该是在连载过程中才会出现的。

对宿命的继承，是民国时期中国通俗小说家能够保持作品一直处在巅峰的主要元素。中国的小说离不开宿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究竟后现代和新小说在中国能不能走得通这个还有待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小说传统的宿命如果都从中国的小说中消亡的话，那中国小说才真正进入了低谷。孙了红的《血纸人》说到底是一个因果报应为根基的小说，怪不得孙了红有“反侦探小说”之称，对于人性的刻画才是孙了红竭力寻求的，也是他从中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到的经验。这个经验弥足珍贵。如果孙了红的小说只是想布一个完美的局的话，那他就不应该出现在中国小说史上。从开篇就给出了一个因果报应的命题，一直到结尾，报应轮回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孙了红大胆的给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大家自己判断道德观点，自己界定对错。这种不给出明确观念的小说，不仅“反侦探”，还是“反文学”的。

读书笔记:2009-2-6

2009-2-6
如果单从冯梦龙的“三言”是很难看出来王阳明对他思想上的影响。首先我们应该给出王阳明一个身份，这位明代的读书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个人认为，首先不能说他是文人，因为王阳明的著述和文章，很少会透露出明代文人的性格，其次也不能说他是一位官员，就如同我们说起陶行知，一般都说他是教育家，不会说他是官员一样。再比如，我们会说鲁迅是“文思革”，却不能说他是医生一样。在我眼里，王阳明应该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教育家。

与同时代的读书人不同的是，王阳明不做文人，遵从儒家思想也不是为了做官。当然，仕途之路是每个古代读书人都要经历的，但不重要。王阳明想做的是圣人，所谓圣人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只会高谈阔论者。儒家之法并没有错，孔子也不是一个空谈者，在乱战时期，空谈的人是不会长久生存下去的。陶行知就是深受王阳明的思想，而改的名字，从“行知”这两个字基本上就可以知道王阳明的具体哲学思想。中国的哲学应该说始于孔子，但是历代的读书人只是把儒学当成礼教的限制，而且不仅限制自己，还要约束整个社会。本意也无错，但是往往造成了，会读书，但是无法身体力行。浅显的讲，就是既没有做事的思想，也没有去做事。到了王阳明，这位也是走传统途径的读书人，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真正正明白儒家学派思想的人。

王阳明的思想，大抵上就是因材施教，物尽其用。与刘禹锡的《陋室铭》不同的是，王阳明的《何陋轩记》并没有自嘲，而且没有文人普遍的酸腐气。这篇基于在孔子最原始思想的文章，应该算最能说明王阳明思想的一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由此可以看出，在王阳明心里，外界的表象并代表不了事物的本质，蛮夷之地的贫瘠，也无法说明这个地方“陋”。王阳明认为，蛮夷之地之所以让中原人觉得“陋”，觉得没有礼数，是因为蛮夷之地的人并没有接受刻画。“未琢之璞，未绳之木”，你并没有灌输蛮人礼数思想，又为什么要说他们“陋”呢？王阳明不仅是这样说，并且这样做，他把一些新的技术和思想引入到蛮人的生产生活中，而这些人也感恩戴德，为王阳明搭起了“何陋轩”，其实这就是礼的行为了。“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在他的眼里，礼不下庶人才是社会应该做到的。蛮人就更是庶人的代表，这也是后来的因材施教的雏形，既然没有办法接受中原的繁文缛节，那么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教育。并且要身体力行。通过《明史》的阅读我们知道王阳明的一生其实没有停止下来专门做学问，而都是在实践中来例证自己的想法，其实这就是圣人的行为，孔子也没有停下来列国的周游，并且是在这其中得出自己的理论思想的。虽然比印度等国哲学思想启蒙晚很多，但是奠定了千百年来中国政治的基础和思想主流的定型，虽然也有弊端，但是仍旧不可磨灭。身体力行，因材施教，这就是行知，可惜，陶行知先生想承接下来王阳明的思想，怎奈到了现在还是一潭死水。特别是教育，让孩子从小背读《三字经》和《论语》，大人尚且不能完整体会其思想含义，让孩子背诵当作考试的项目，未免抹杀了思想的独立性。到最后，无法做到自己理解，自己思考，并一直误解下去，就更不要谈什么行知了。

最切实的体会就是，小时候读孔子的学说都是片面的，有时候不理解，并且产生怀疑。《何陋轩记》最可贵的一点，还是在王阳明作为一个传承儒学的中原人，可以达到换位思考，实属不易，并且，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不是一个中国古代的文人。他认为本质上，夷人是善的，尽管是“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众不节”，但都可以理解，并且对人的本质上没有损害，然而是接受儒家思想并且谨遵礼数的中原人，限制夷人，为他们设置很多的不合理的章程，才是小人的行径。一个传统的读书人可以达到这样的想法和境界，是历代都极为少见的。并且，王阳明不是出世一类人，这一篇《何陋轩记》也不是《醉翁亭记》，思想引入行为才是他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的社会普遍所存在的两种人，就是有思想但是不去行为，有行为但是缺乏思想。两者互补可能不会成为圣人，但是达到的效果必然是深远的。相对来讲，有行为缺乏思想，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当然，道理都懂，但是行为的延展却不是那么容易，在文中，王阳明提到一个词叫“乱白黝丹”，人在不同时期的主观好恶会对他的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能够理智并且换位思考问题的确是很难做到的境界。

从此文中学到两个词，获益甚多，记录下来。“宋甫鲁掖”，指人的衣装有儒者的风范，出自《礼记·儒行》，孔子对儒家的要求在衣装上也是有的，宋甫指的就是宋国人喜欢戴的一种礼帽，鲁掖则是鲁国人喜欢穿的宽袖儒服，这两个国家与孔子渊源很深，这也是孔子行为标准之一。在汉代刘向的《说苑·反质》中记，孔子说“吾思夫质素，白当正白、黑当正黑”。即说，一个人的本质，要么是白要么是黑，要分明。孔子对于礼的要求很高，但这些初始都是对上层建筑的要求。“折旋矩钁”也是这个道理，行礼要有规矩和法度，每一寸都要严格要求自己，我想，这就是上层建筑应该的质素。而对于庶人来说，就是黑当正黑了。即便“不众不节”也是理所应当。

胡适先生那篇与李大钊对攻的《多谈些方法，少谈些主义》，要求人们应该有行为，这是对的。但是没有主义，其实也是错误的。中国支撑社会稳定，民众思维的必须是一个主义。这个主义在古代，可以是对天子的奴性，可以是道家，也可以是外来的佛教。到了近代，可以是“三民主义”，也可以是“共产主义”。只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当真是只剩方法而少了主义。近代尚且“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斗争（其实两者相同点很多，只是后来实际引用的过程里出现偏颇），如今恐怕平民很难说得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主义”。朋友告诉我政治学上可以查到这个现象叫“卡理斯玛型”。中国的政治家是以中心价值为主的统治者，换言之就是帝王思想。而“卡理斯玛型”分为社会型和个人型。社会型很少会使用自己的权威，谨慎行事，并且善于总结和思考。个人型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另一面。孙中山应该是社会型，而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应该是个人型。好的是，我们的社会在向社会型发展，但是主流思想的缺乏还是不可避免的。偶像的价值定位也是模糊的，中国的老百姓其实看不到真正的目标，找不到真正的社会定位。特别是198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的组织形态，已经完全丧失。凝聚力和感召力都大不如毛泽东，甚至是邓小平时期。我觉得这可能是民主的征兆，但是直接也影响到了国民的思想性。不言而喻的是，即便坚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时期，国民的思想性也已经被辛亥革命彻底颠覆。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统治就是典型的个人型卡理斯玛型统治，民众缺乏主流思想，毛泽东统治的依据并非是真正意义的马列主义，而是转接成为个人威望的崇拜，实际上，是病态的。

重新回顾一下课本中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三民主义不是形式，而是中国之民主化制式。最后共产主义的成功，是因为长久以来封建君主制的统治中，人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民权。相对于民权，“打土豪分田地”恐怕更能让人接受。

继续“知人论世”的读书。刘鹗的《老残游记》必须要结合刘鹗的个人经历和历史背景去看，如果从文学的价值上讲，刘鹗这本书展示的是新的视角，其写法以及文笔都不足以在文学史上立世，但它看待问题的视角却可以在文学史上永久被提起。刘鹗属于清朝末期的实干型文人，不仅是创作小说，刘鹗也坚信实业救国。他的观点认为，中国之进步必在科技，广泛让西洋人到中国开厂，兴办实业才是救国之道。正是因为如此，刘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认为是汉奸，如同李鸿章一样。李鸿章在历史上的误解恐怕是最深的，阻止甲午海战并不是错，否则李鸿章为什么要支持建造北洋水师？当时李鸿章误以为我们的军事硬件超过日本，可是当他知道北洋水师这个所谓亚洲最大的舰队的技术已经落后日本的时候，他才要求不战，保留自己的实力。结果，甲午海战一役，不仅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仅有的军事人才也全部损失，这个结果才是真正导致清亡的原因。不是不打仗，而是打不过。

刘鹗最后死在宣统元年，而清朝之宿命他也应该预感到。毕竟，作为新军人物之一，刘鹗还是相信袁世凯可以救国的，但是袁世凯最后的行径，却导致了刘鹗的殒命。《老残游记》本是为了送人为其增添稿费所作，但是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却给了人新的启示。清官若平庸的话，还不及一个有能力的贪官。国家需要的是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清廉却一无是处的官。张居正和李鸿章都应该是有能力的贪官。《老残游记》的开篇所讲的那个梦，其实也正好反映了刘鹗的立场。刘鹗还是比较倾向西洋科技来救国的，那艘梦中的大船我想应该可以理解成为整个中国，老残和友人上前送去西洋的罗盘，却遭到反驳，甚至是追杀。这也是刘鹗对境遇的一种表述。那个高谈阔论者在刘鹗眼中，是一个为一己私欲而煽动民众情绪的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义和团，但是隐约中感到应该如此。只是，到现在，中国这艘大船也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罗盘。

《老残游记》还有历史价值，尽管是小说，但是其中黑白名伎等都是确实存在的，对于晚清历史的研究有很大意义。总体讲，我觉得刘鹗的思想是他反对革命的，在义和团起事的时候还曾经向八国联军买粮食赈济北京城的人，而另一面刘鹗又不希望国家保守，希望国家富强，所以才提出兴业救国的方法。在某种时代上看，刘鹗这种行为确实不利于清朝的富强。而且，其迁就之情，虽无卖国之心，但也达到了卖国之实。这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在国家危亡时期的尴尬境遇。

刘鹗的实用思想受到了晚清太谷学派的影响，周太谷的思想，可以理解成为一种文化和学派的融合，极力想融合中国传统思想学派的长处，并且达到实业的目的。从这一点看，太谷学派的思想倒是有点传承了王阳明的思想。并且，太谷学派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说的学派，的确也对儒家的学说起到了改进和推广的最用，学说放于应用，也是周太谷、李光炘（周太谷之徒，刘鹗之师）等人的切实想法。太谷学派的思想对刘鹗的文学创作和实际为官的行为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只是刘鹗把实学实用放到了西方列强的身上，未免是急病乱投医，其做法虽然达到了太谷学派提倡的变通、以人为本的思想，但结果却并没有达到学派上的理想程度。不过，有趣的是，太谷学派之活动，在嘉庆到1937年抗战这段时间里，嘉庆时期是清朝开始走入颓势，衰败的时期，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中国彻底进入危亡时刻的时期，可以说太谷学派尽管强调融会贯通、实学实用，但是最后仍旧阻止不了国家的命运。

读书笔记:2009-2-3和2009-2-4

2009-2-3
文化起源的问题我想是很难解决的，事实上，探究文化的起源多少有点形而上。单从我比较熟悉的戏剧论起，世界上最早的戏剧形式是出现在希腊，而欧洲出现类似我们甲骨文一样的文字，大多也是为了记录哲学。我们的哲学萌芽却是在春秋时期才确立的。而之前，我们的文字都用来记录。从这两点看，我们落后世界很长时间。亚洲，戏剧的最早形式出现在印度，当印度的梵剧走向没落的时候，中国的戏剧才刚刚兴起，并且很快达到成熟，日本则次之。佛教也如是，佛教在印度趋近灭亡的时候中国拯救了它，同样以很务实的姿态，如今中国的佛教经典和佛教形式都是汉末到隋唐时期改良的，可以说达到了物尽其用。这两方面看，中国是在传承印度，而日本则是在传承中国。如今我们常觉得日本人传承中国古典文化要比中国人来得深刻。其实，所谓文化的传承也是分群体的，毕竟对传统文化的承接是小众的事情，社会在进步，文化的一步步淘汰也属必然，倘若全国都没有人研究中国古典文化，那么才是可怕的事情。官方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如今官方提倡收藏，所以很多古式家具，古代样式的器皿重新走俏。虽然还说不上是返璞归真，但是也在潜移默化中灌输古典文化。

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外来语是音译。在阿城的《闲话闲说》里对此有了很详尽的介绍和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多数词汇都属于外来语，而这些词汇的原产地不是别处，就是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日本字当中有许多汉字形，意思也大致与中文一致，固然汉字是我们发明的。但是日本人对它的运用程度的的确确在近代超越了我们。许多造出来的常用词汇，我们都是原封不动搬自日本的语言中的，例如“共产主义”、“引擎”、“理性”、“主观”等，如果细数起来的确让人觉得害怕。有时候人们会觉得，研究这些没有意义，会说就可以了。恰恰问题出在说上，人类进步最大的标志就是创造了语言（文字是语言此后图形所形成的），如果我们连语言都没有弄清楚的话，岂不是太数典忘祖了。人永远也不会清楚自己死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人至少可以弄清楚出生之前是什么状况，继而才会时刻提醒自己，指导人生。

2009-2-4
出于自私的角度，我常常和他人说印度人的奴性很强，但是今天要做个反思。奴性的出现是基于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说明，古代行军打仗，皇帝一旦穿上了战甲，亲自指挥，军队的士气就会高昂。其实这就是最明显的奴性，为什么士兵会因为一个人穿上铠甲上战场而兴奋。自身就不知不觉的认为自己的命贱，等级不够。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崇拜主义。甚至于是盲从。

美国人激励士兵的方式和我们大不一样，总统即便真的去伊拉克打仗，也不会得到什么好的评语。美国人第一时间会认为这是一场政治作秀。如果放在日本或者英国呢？公认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日本人对武士道精神的崇拜，二战时期对天皇的崇拜实则也是一种奴性。英国亦如是，否则也不会有什么什么王子去从军的新闻。说到底，君主传统的国家，国民的奴性相对都比较大。这其中也有分别，中国封建历史数千年，而且至今还延续中央集权统治，所以中国人的奴性很大。我们觉得印度的奴性大，是因为印度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短。而且，从年代上讲，我们比印度率先推翻了君王统治（尽管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英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所以印度也如是），而且早了将近六十年。看上去，这些都是毫无办法，不可逆转的因素。但是对于民主的追求每个国家都存在，为的就是对抗这种奴性的生活。

美国的国民不会有奴性。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二百多年前，能够想到移民的，离开欧洲大陆的人都是有着新锐思想的人，从不同的国家，走到同一个地方。交流技术，建立新的国家，最后形成现在这个多元化的美国。印第安人本身奴性就不强，酋长制度相对某些国家来说甚至是民主的、科学的。这些原因，我想都是美国国民没有奴性的关键。

引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对偶像和明星的盲目崇拜，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奴性。崇拜并不是错的，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在崇拜之上而建立社会，又发展成制度的。对火的崇拜，对动物的崇拜，然后是图腾，最后人们开始形象化，把这些崇拜放到人的身上，于是有了首领、统帅、帝王。就连印第安人，在身上画的图像也莫不是一种崇拜的象征。希腊神话中的崇拜也比比皆是，对火、对自由、对智慧、对力量都有崇拜。为什么希腊是个伟大的国家，他们把每一项值得崇拜的东西都形象化的放在了神话中。同时，艺术和哲学也得益于此，发展起来。正是因为这些，希腊才可以最早施行民主制度。其民主的形式，放到现在也并不过时，比起某些国家也是开放自由得多的。崇拜是好的，是文明的起源。但是过分热衷、盲目甚至是残忍的崇拜就是可怕的，并且有极端的奴性，缺乏独立思考判断。甚至可以讲，对摇滚乐崇拜、对格瓦拉崇拜也都是奴性的借口。

凡事都有着引导作用。作为社会名流，有的时候犯错，很多人就会出来替他们说话，这些人可能不是崇拜者，而只是简单的旁观者。谁都是人，都会犯错，这不假。但是问题是，名流对社会下层有引导作用，有风向标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些缺乏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来说。所以，他们自身就应该注意不要犯错。所谓“礼不下庶人”，平民犯错没有什么影响力，舆论和媒体对名人的监督也不一定就是炒作。凡事都冠以炒作的名声，其实是小人之心。礼下庶人的时候，就会产生社会矛盾，民众也会恐慌，社会一片严肃，变得畸形、扭曲、不可理喻。文革就是这样的例子。

礼不下庶人，就应该去监督上层建筑。于是就有了监督名流的媒体，监督政党的检察机关。但是检察机关也是政党的一部分，媒体也是人所组成的，所以其可信任程度都是值得怀疑的。百姓喜欢世俗，是因为不需要讲太多的道理。道理多了，思考得东西多了，就往往会悲观，百姓这一层都悲观了，社会还能够存在吗？世俗必须有，但不代表百姓就不应该思考，百姓的思考多数是建立在统治者引导之上的。这不是诳语，自古有之。唐朝的皇帝爱玩乐，发明了戏剧，唐朝的子民就写诗成风。宋朝亦如是。到了清朝，雍正喜欢道教，喜欢炼丹，道教学说就在百姓间成风。这并不代表百姓没有主见，百姓的主见也是要建立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冲破了这个思考范围的主见，就是哲学家了。

延展开来，电影也是这样的。我们大谈分级制度的好，却不知道分级制度的意义何在。人总是有自私的情绪在其中，而且是隐含的，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宣泄甚至是漫骂。从小我们的教育就处在阉割的状态，而我们所涉及的知识大多也是二手的。不过，这就是分级制度，成人可以看全本的“三言”，可以看《金瓶梅》，未成年人就不可以。当然了，图书和电影也有很大的区别。一概的自由化是错误的，一概的“纯洁性”也是反人类的。所以分级是人类在文化这个领域上文明的标志。我们自私的认为，应该引进这样或那样的书和电影，可是有些图书和电影和我们这个国家的政体格格不入，有的则是和孩子们的想法格格不入。谁敢保证让未成年人看足本的“三言”和《金瓶梅》，他们不会学坏？同样的，全部封锁或者修改，对人们的思想和汲取知识的渴望度是一种强奸，这样说我想不为过。

以上繁琐种种言论，皆是自己所悟，但是得益于阿城《闲话闲说》的启发，此书是良品佳酿，读起来获益甚多。

读书笔记:2009-2-2

2009-2-2
我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入学，接受中国的艺术大学教育。固然这期间牢骚很多，但是临毕业之际对大学也颇有怀念之情。今日开始读阿城另一本随笔集《闲话闲说》，提及李劫夫，让我想起来上学时的一则段子。虽然音乐学院是全国大学里比较稀有的品种，特别是这所号称有着七十年历史的学校，但是我对音乐史这门课的却并不感兴趣，一次上课，老师讲的一则故事倒是让我记忆犹新。李劫夫曾经是学校的院长，作为革命歌曲的写作大家，李劫夫确实留下了许多在当时耳熟能详，在现在也广为人知的歌曲。在中国，艺术工作者是可以分为两种的，一种人为的是艺术本身，或者说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另一种人则是为了政治需要，换言之就是为了自己的地位。李劫夫恰好属于后者，写了一辈子革命歌曲的他，最后却也是死在革命歌曲之上，不免又让人觉得世事无常、宿命轮回。李劫夫与林彪关系甚好，本以为林彪可以当上主席，忍不住写了一首赞扬林主席的歌曲，结果不料李院长的内人革命热情高涨，将这首歌举报了出去。皇帝还在位，就改去赞扬太子，皇上恐怕是不能乐意的。李劫夫的政治生涯乃至他的艺术生涯也就走到了终点。这则故事我没有考证过，但是音乐史的老师也是本校毕业，如果是口口相传的话，恐怕要比书本来得更有说服力。如今，校区里，一座偶尔情侣们去浓情蜜意的花园还叫做“劫夫园”。

有的时候谣言是从真相的传递过程中出现的。但是所谓的官方文件，得到出版总署批号的图书，有时候也是谣言的开始。

我们每个人但凡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之后，就会产生信仰危机。我对宗教的怀疑并不偶然，也不是所谓的祷告之后，发现一切都没有实现而觉得失落。让我产生怀疑的不是我的生活反而是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事件。战争的引入，让宗教变得不那么清晰。为了宗教去战争，而此时人们信仰的神明却帮助不了这些无辜的人逃离战火，这才是我危机的根源。知识分子是上层建筑，他们的品味和他们的素质与下层的老百姓自然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知识分子的言论其实分文不值，比如他们反对一种信仰，反对一种风俗，可是老百姓却并不买账，为什么？老百姓是需要心灵寄托的，除了谋生，企图达到理想社会的高度，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内心当中的支柱，这些支柱就如同维生素一般没有既得的利益，却也必不可少。诸子百家中，儒家代表的是上层建筑，治国思想。固然是大的，也没什么不对。施行了两千多年，目的也无非是为了统治者可以控制平民们的思想。道家却是可以称得上是百姓们最熟悉的学说。这里的熟悉不是通识，在中国，却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说上来道家的一二。这又是为什么？因为道家就是百姓们的精神支柱，并且，道家的学说涉及到了百姓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素女经》尽管是后人杜撰的养生秘笈，可也是基于道家学说之上。道家连人们最大的欲望追求都管了，那还不让百姓信任吗？

凡事都有一个限度，道教到了最大限度就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是什么样的人呢？唐宋以来，中国经济发达程度达到世界前列，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封建史的高峰时期。这样，越来越多的人不想拘泥和同族人交易的生活，才有了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理所应当的，也就通过经济引入了前卫的思想来到中国。这里的前卫是相对而言的，前卫的意义并不代表是对的。佛教的进入给道教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经过竞争和发展，却没想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也来到了中国。这才有了洪秀全。

说了这么多，到底是想表达什么观点呢？无非就是想佐证，中国的平民是需要信仰对象的。无非也是为了支撑自己的思想。孙中山带来了一种思想，可是没有利益大。而后，毛泽东代表的思想却可以代表工农阶级，不要忘了，如今的中国还是农业支撑的国家，所以，毛泽东最后成功了，建立了新中国。蒋介石说了那么多的“攘外必先安内”，却忘了信仰这回事。且不说建国之后，我们有过多少年的荒唐信仰。单说现在，陈水扁想去中国化、去蒋化也引来了很多人的不满。经过文革之后，中国很快流行了气功、易经等本来是“四旧”中的东西，也是因为信仰的破灭，急需要找一个替代品。而后，又出来不少人破气功，破假说。我们就是在这种不断创立信仰，又不断毁灭信仰的过程里自娱自乐。现在的人们信仰什么？是摇滚乐？还是非主流？抑或“返璞归真”又回去信仰马克思主义？

“文革”、“孔老二”、“臭老九”，这些词语是我们国家的荒唐发明，因为这些词语和那些荒唐年代的荒唐做法，我们长久以来是世界的特例，不可思议是各国人民甚至是同族的港台同胞对我们的评语。这怪不得别人，把柄和口实确实存在。现在我们不说“地主”，也不说“贫农”，可是说到底“地主”不也是农民的一种吗？不是贬低农民，但是城市人口和农民的确有着许多不同。上层建筑关心精神层面的问题，却很容易忽视下层建筑的实际需要。《闲话闲说》里有这样一则故事，阿城去云南下乡，傣族的山寨里追出来一名女子，他说傣族是温和的民族，缘何如此是因为抓“琵琶鬼”。“琵琶鬼”就是傣族人在瘟疫出现的时候捉去祭天的女子。本身，“琵琶鬼”是一个不科学、荒唐的甚至是违反人伦的风俗，可是出现在文革时期也破有趣。农民们认为，“今天一个运动，明天一个运动，现在又批林彪孔老二，一定是出了‘琵琶鬼’，所以今天来捉‘琵琶鬼’，看看会不会好一点”。看着是可笑的讽刺，在内心中却上演了一出悲剧。

《闲话闲说》我还没有看完，但是其中钟阿城对这个国家的不满，对这个国家和政党某些做法的微词不在少数。虽不可偏听偏信，可是也值得反思。一个国家的整体可能还不如人的身体来得实际，人的身体起码还有自己的净化系统，而这个国家的净化却往往依靠不了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