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1
孟子说读书要“知人论世”。也就是说在读书的过程里也要了解作者的生平和他的时代背景。之前在读主万翻译的《洛丽塔》时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误以为书的封面上的一段话是译者加上去的，后来经人指出实则是纳博科夫自己写的。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可笑的错误。我想，读书的过程里一定要细心，否则的话对作品的理解也容易产生误解。
阿城的《威尼斯日记》篇幅不长，多数是以作者在威尼斯的见闻为根基来书写日记。也有很多章节里加入了阿城的读书随笔等等，是一本很有趣的随笔集。我最为认同阿城的一点，就是他认为中国的小说传统是基于宿命论之上的。如果从唐代笔记小说和传奇小说读起来，一直到明清小说多数都以宿命来铺展故事。例如，《喻世明言》中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一篇从头到尾都印证了中国那句名言，所谓“无巧不成书”。蒋兴哥新婚之后去南方收债，怎料妻子在家中耐不住寂寞，终究被人设计成奸，紧接着，蒋兴哥回到家的路程中恰好就遇到了这位接受妻子馈赠传世之珍珠衫的奸夫，从此，一连串的巧合和人物的报应循环随着这种冥冥中的宿命而展开。天理昭昭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思想，蒋兴哥最后的双得美人归也是宿命循环的结果。《喻世明言》乃至“三言”“两拍”几乎全部都套着宿命论的壳子。后来清代曹雪芹那部奉为中国古典小说高峰的《红楼梦》从一开始就通过诗词把每个人物的宿命都定格起来，对故事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带入起到了很好的承接作用。我们的小说发展到现在很少再见到宿命这个概念，所谓的巧合倒是还存在，但是少了许多令人信服，或者说着迷的宿命。中国人的传统，对宿命虽没有达到人人相信的地步，但是其对生活的影响却无处不在。到了现在，宿命论几乎见不到，我们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承接远远不够，所谓的国学教育，所谓的传统文化的植入生活，很大程度上都是表象的，对创作几乎没有帮助。许多古代的好书我们也无法见到。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这篇小说作为中国古代词话小说的代表作，的确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情节上的引人入胜，环环相扣可以看作是小说的成熟标志。难怪王小波和鲁迅都要从古代的传奇小说中汲取营养，这其中的灵感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尚且如此，那整个“三言”“两拍”呢？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贝实在太多了。鲁迅的小说比杂文好，恐怕也是因为他对古小说长期研究所得有密切的关联，在中国近代，鲁迅对中国古小说的研究可谓深入透彻。写白话文不代表要对文言文全部嗤之以鼻，其中可取的精华实在颇多。
冯梦龙是不是中国别名最多的作家呢？这个恐怕无从考证，但是通过“三言”里小说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的不同方式，也能看出来冯梦龙小说的成熟性和多元化。在西方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在不断滋生的时候。其实中国的明代也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而在这一时期所涌现出来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戏曲家都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留下浓重笔墨的。人品可以相对一切在文学上是不成立的。阮大铖自古以来都被称为是奸臣，但是阮大铖在文学戏曲上的成就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说到底都是成王败寇罢了。蒋介石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内乱（此语显然是对应攘外安内政策的），可是明朝和民国，恐怕都印证了宿命论的说法。而一直向往的新中国，也并没有想象中的民主、开放、自由，反而又回到了集权统治、文化剥夺的时期。这一点，建国初期的情景可就无法和康熙时期相提并论了。
知人论世，冯梦龙复杂的小说创作和他本身复杂的思想密不可分。而这复杂的思想与王阳明对他的影响又是如何的呢？这就是“知人”要做的作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