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贴《水宫庆会录》中一唱词：
若有人兮波之中，折杨柳兮采芙蓉。振瑶环兮琼珮，璆鏘呜兮玲瓏。衣翩翩兮若惊鸿，身矫矫兮如游龙。轻尘生兮罗袜，斜日照兮芳容。蹇独立兮西复东，羌可遏兮不可从。忽飘然而长往，御泠泠之轻凤。
中国古代的文人如果按其生活方式来分，自然是可以分成出世和入世的。出世的代表人物是陶潜，入世的代表人物应该算苏轼，事物自然不是绝对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文人也存在，比较有名的是李白。我这两天在读《剪灯新话》，而且马上就要读完了，瞿佑应该属于介于两者之间的文人，《剪灯新话》比较浅显的来看，代表着他对明代政治的立场，但是放到个人身上观摩，就可以看出瞿佑的文人情怀。
瞿佑，字宗吉，号存斋。钱塘人。与很多文人一样，年少便以诗文才学著称，对明史和明代文学稍有涉猎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叫杨维桢的人。杨维桢对瞿佑的文采赞赏不已，而对于两个人的关系，事实上在《剪灯新话》中也有所映射。瞿佑生于1341年卒于1427年，跨元明两代。值得提的是，1341年这个年份刚好是元顺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时。一直到1368年朱元璋建明，瞿佑可以说成名久矣。在明洪武年间（仍旧是朱元璋），瞿佑出世，后来因为诗作得罪了朱棣，永乐年间谪戍保安十年。后来朱高炽继位为仁宗（仅在位一年）赦免了瞿佑的罪。先在英国公家教书，而后官复原职，但是不久就去世了。
上面的文字一半是资料，一半是我自己的归纳，从中可以看出瞿佑的一生是不顺的。首先是生在对文人歧视的元代，而后文字狱被朱棣谪贬，刚刚官复原职不久就去世。我所能查到的瞿佑的资料并不多，但是从他这部比较著名的《剪灯新话》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标准以及严格的道德规范。其实，《剪灯新话》这本书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不高，我们在判断这种小说集性质的著述时，如何来看作者的文采呢？我个人认为是要从诗词的角度，以明代为基准，瞿佑《剪灯新话》中的诗词比起其他人著述中的诗词（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等）算不上是佳作。而《剪灯新话》本身的文学艺术成就也不高。但是《剪灯新话》的历史地位应该算是很高的。正是这本书引发了后来的《剪灯余话》和《觅灯因话》，对唐宋传奇做到了承上，对《聊斋志异》有启下的作用。《剪灯新话》也成为文言小说史上比较重要的作品，而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在诸多白话小说中力求返璞归真，重新摆出文言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蒲松龄的神怪小说地位高的原因。
现在已经没有《剪灯新话》的足本，我所看的版本是四卷二十篇加两篇附录的版本。
从第一卷第一篇《水宫庆会录》就可以看出瞿佑的文人情怀以及他对出世入世的态度。瞿佑的文章多以文人的角度出发，这篇讲文人余善文被龙王邀至宫中，为宫殿作诗，然后得到一笔丰富的报酬，回到人间，他“后亦不以功名为意，弃家修道，遍游名山，不知所终。”从最后这句可以看出瞿佑是希望出世，做一个洒脱的文人，对于名利的追逐是淡漠的。
然而在《三山福地志》中，瞿佑借元自实怪诞的经历，抒发了自己对时政的不满。而且，这篇文章里，瞿佑对官僚腐败的不满是可以对号入座的。这样的一篇文章，又不能彻底让人相信瞿佑的心态是出世的。一个真正做到出世的人恐怕是不会如此激愤的对待政局的弊端的。
比较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是《天台访隐录》。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陶潜《桃花源记》的明代版本。文采自然是比不上陶潜，可是故事的流线几乎是如出一辙，只是时代换到了明朝洪武而已。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与《桃花源记》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知道，《桃花源记》是出世哲学的代表作，可以说表现了文人的最高境界，出世的状态，这是许多人所追求的，也是陶渊明一生追逐的。真正达到这样境界，或者文章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凤毛麟角，而不是像周敦颐那样的附庸风雅。我开篇就说瞿佑是处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除了我上面两篇例举的，这篇也是最好的例证。在瞿佑的笔下，这次访问隐士的旅程不是对环境本身的追求，而是借由一位不仙不鬼之人的口，继续表达对历史的反思，以及对政局的不满。这种做法就与陶潜大不相同，可以看出，尽管瞿佑想出世，但也避免不了时不时的针砭时事，而纵观他的一生，也一直处于这种尴尬的境遇，矛盾的环境。如此看来，与李白十分相近。瞿佑的这种状态是古代文人所特有的，在现在几乎是看不到的。而瞿佑这种尴尬的境遇也是古代文人并不少见的。
《令狐生冥梦录》算是最明显的承接唐宋传奇风格的篇目。在这一篇中，因果报应与神怪传奇结合得比较充分，也看得出来《南柯太守记》的影子。这其中也稍有表现出瞿佑倔强分明的道德观念，这一观念在现在看似古板，但是对于承接宋朝文化及制度的明朝来讲是稀松平常的，严格的道德观念来治国是明朝的特点，而严酷的法令也是历史上罕见的。瞿佑这一篇从某种层面讲，代表着明朝普遍的文人思想和社会风气。
更加能看出瞿佑道德观念和他立场判断的是《华亭逢故人记》。其中对于历史人物的批判是最浓重的笔墨。涉及到了刘黑闼、田横、李密、黄巢、刘文静等人，这也看出瞿佑比较正统的文人思想，不可事二主。为此我特意查阅《明史》，却不见详尽的叙述，但是我大胆推测一下，瞿佑在朱棣在位时的罪应该是和朱允文被篡位有关。我不知道自己的推测是不是正确，但从这篇文章看，应该如此。而两位故友的诗，也能表现出瞿佑的政治立场和不得志的一面。古人作文，都喜欢与诗词相结合，在表意故事的同时也抒发自己的感慨。《剪灯新话》这样的感慨可谓繁多。
开篇时候我说《剪灯新话》记录了他和杨维桢的关系。这一篇也很有意味，是《联芳楼记》，此文开篇时候就讲，两位少女怀诗才，杨维桢写了《西湖竹枝曲》，两人以作了《姑苏竹枝曲》。这《姑苏竹枝曲》就应该是瞿佑的代表诗作，并且文中还说杨维桢看到此诗后又特意加了一首。由此可以看出瞿佑与杨维桢紧密的关系。而这篇比较艳情的文章除了是对人们情感的描写比较大胆以外。瞿佑在文中对自己才华的认可也是值得关注的。既然我们都知道两位少女是瞿佑的化身，那么他说少女“由是名播远迩，咸以为班姬、蔡女复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论也。”也应该算对自己的一种赞赏。杨维桢对自己的赏识瞿佑也是接受的。这样来看这篇文章就显得有趣多了。
这本书之所以被禁，我想原因自然是和许多艳情篇目有关。这些艳情文章比后来的一些禁书自然是不及的，但是也反映出了文人普遍的情怀。我们古代的文章尚可以如此，剖析两性的情感甚至是情欲，现在的文章一旦如此，却常遭到批驳，这样看来，我们怕是退步了。被禁的最主要原因，应该是对政治针砭的地方，这肯定会引来当局者的不满。
《剪灯新话》之所以好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比较全面了反映文人的情感，生活的喜怒哀乐。如序中所言，“但见其有文、有诗、有歇、有词、有可喜、有可悲、有可骇、有可嗤。”这样的评价也能看出《剪灯新话》的历史价值。统一的笔调和格式，也让《剪灯新话》看上去不零散，不突兀。这应该是此书的文学成就吧。
最后，贴书中《寄梅记》的一词《浣溪沙》，我觉得这篇词最能表达瞿佑渴望出世但是又犹豫不决的心态，只有把思绪寄托在这冬梅之上：
梅正开时雪正狂，两般幽韵孰优长？且宜持酒细端详。梅比雪花输一白，雪如梅蕊少些香，无公非是不思量。
